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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二章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转自无忧会计论坛

《我亲历的会计风暴》第二章——张汉兴
　　
　　满头银发的谢明顾问大声疾呼：财务会计制度不改，死路一条！
　　会计司搞了个“会计改革纲要”，提出中国会计制度改革的三个目标：基本会计准则、具体会计准则和行业会计制度。
　　两个多月，会计准则组开了26次座谈会，足迹遍及全中国。
　　上海八家国营企业与市经贸委签下“军令状”：比照执行中外合资企业会计制度。吴邦国亲批：看来与国际接轨不容易，有认识问题，也有具体问题。
　　会计准则草案加不加“第一号”只是技术问题，但它的“第一号”历史意义毋庸置疑！
1．会计司搞了个“会计改革纲要”
　　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
　　那时候，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但是这一年的国庆却是一个“大庆”。
　　对于这一年的印象，我跟许多中国人一样，记忆最深刻的莫过于国庆当天游行队伍中的那幅“小平您好”的标语。
　　小平同志领导的改革开放这时候已经让中国重现希望之光。
　　从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开放之风席卷神州大地。到1984年，已经进入了第六个年头，农村的经济改革业已取得成效，同时，改革的重心也开始逐渐转向城市。
　　“城市经济改革必须先从国企破题”。
　　由于当时的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官员、学者乃至一些企业界的管理者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国营企业。
　　而与此同时，在改革国营企业的呼声中，也夹杂着这样一种声音：“现行的会计制度也必须进行改革，以便与城市经济和国营企业改革配套。”
　　虽然这种声音很小、也很弱，但是由于工作性质和所学专业的关系，我对这种声音十分敏感，像是小时候在河南农村，总能留意到从耳畔掠过的第一声布谷啼春。
　　这一年财政部召开的一次财政座谈会上，会计改革就已经被提了出来，首先提出“会计改革”的是一些站在中国会计理论前沿、同时又先知先觉的老会计理论专家。
　　然而，当时改革千头万绪，“会计改革”的呼声并没有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关于它的想法也没有付诸于行动，但是“会计改革”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并且越来越大了。
　　时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的魏克发也一次一次地听到了这种声音，这种声音让他常常陷于沉思。应该说，他主持会计司工作期间，为我国会计改革做了大量工作。
　　魏克发是一个东北人，早年参加革命，先在东北工作，后来进入财政部，在担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之前，他曾在工交财务司工作，后任会计司副司长。
　　从工交财务司到会计司司长，当时在财政部，会计司的地位只能望工交等财务司之项背，是一个很多人不愿意坐的“冷板凳”。
　　老魏主持会计司的工作，他有自己的打算：怎样才能让“冷板凳”变热呢？“会计改革”的呼声对于会计司来说，应该是一种机会。
　　但是，会计工作改革变成会计司的行动，那已经是1988年下半年的事了。魏克发司长认为，这时候会计工作改革已经具备了一些条件，可以动起来了。
　　当时，会计司有两个举动：
　　一是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组织力量起草《会计改革纲要草案》，主要由会计司的一处来承担这项任务，由处长余秉坚和副处长王军牵头负责此事；
　　二是成立会计准则组，制定会计准则。会计准则由当时的副司长蒋岗牵头，王中一、莫启欧、吕从文、裔保生、陈毓圭和李尊农参加，所谓的“五老二小”。蒋岗是一位老司长，莫启欧、吕从文、裔保生也是会计司会计方面的老专家，陈毓圭、李尊农虽然当时不到30岁，但是两位年轻人大学学的是会计专业，在会计改革上有惊人的见地。
　　所以，这7位同志组成的会计准则组虽然人数少，但是却少而精。
　　1989年1月3日，我到财政部会计司上班的第一天，魏克发司长与我谈司里的工作时，详详细细地把这些工作都做了介绍，并且嘱咐我，这其中的有些工作今后我也要抓起来。
　　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到1989年初，负责起草《会计改革纲要草案》的余秉坚和王军已经到基层做了一些调研，并且也与一些会计专家交换了意见。《会计改革纲要草案》到我来会计司工作时已经有了一些眉目。
　　按照设想，《会计改革纲要草案》是会计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它原则地规定了会计改革的主要内容及其目标，包含会计制度、会计人员、注册会计师以及会计工作这四方面的改革目标。
　　1989年初，余秉坚、王军将《会计改革纲要草案》的初稿提交司里讨论，司里为此专门开了几次讨论会。
　　在讨论会上，大家对这个纲要草案并没有太大的异议，但是，和我一样，像冯淑萍、贾谌、刘玉廷等会计司二、三、四处等从事专门会计制度管理的同志更关心纲要草案中会计核算制度的改革，因为会计核算制度的改革才是会计改革的核心。
　　那时候，二处分管工交商贸会计，三处分管基建施工会计，四处分管外商企业会计，都是些专业性很强、分工明确的处、室，工作人员也大多是一些从事会计研究和实务工作的专业人员，各管一摊，习惯于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精耕细作。
　　搞实务、搞专业的人大多有这种“毛病”：眼睛只盯着那些具体的技术，对一些显得空洞、甚至带有几分政治色彩的宏观构想显得有些漠不关心。
　　我也有这样的“毛病”。
　　会计改革要搞已经毋庸置疑，关键是怎样改，特别是企业会计核算制度怎样改。这是我当时拿着《会计改革纲要草案》想到最多的事情。
　　1989年4月，经过余秉坚、王军等同志夜以继日的工作，《会计改革纲要草案》的送审稿终于完成。
　　经过司里几次讨论，在送部领导的签报上，魏克发司长写上了会计司的意见：尽快将《会计改革纲要草案》公布，以征求各地各部门的意见，以便将会计改革提上全国财政改革的议程。
　　从后来部领导阅后的意见来看，都十分支持和赞赏这份《会计改革纲要草案》，但是也同时产生了一个疑问：现在提会计改革是不是为时尚早？纲要立即公布的条件和准备工作是否成熟？
　　于是，立即公布《会计改革纲要草案》的事一下被搁置起来。
　　搁置有搁置的理由。会计改革是一个全国性的重大决策，牵一发而动全身，乃至于整个国家经济的运行。
　　《会计改革纲要草案》看起来只是薄薄的几张纸，但是真正掂量起来，却是十分沉重。
那时候，会计改革在会计司的手中，像一枚硕大的铅球，要想把一枚铅球又准又远地掷出去，需要一种爆发力极强的推动力。这种爆发力极强的推动力需要一段时间的积蓄，厚积而薄发，并且还应借助一只无形的大手，那就是“势”。
　　这种“势”，两年后才得以蓄成。

会计改革纲要（试行）
　　10年来，我国的会计改革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同时与财政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结合进行，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为从宏观上加强对会计改革的组织领导，有目标、有计划地推动会计改革，根据国务院提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和方针，结合财政、财务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特提出现阶段的会计改革纲要。
指导思想
　　1.会计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强化会计的经济管理职能，促进双增双节，提高经济效益。
总体目标
　　2．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的会计模式。其基本点是：第一，适应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的要求，逐步建立起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以强化内部管理为中心、有利于完善各单位经营管理机制的管理型会计；第二，适应国家机关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的转变，在会计事务的宏观管理中，逐步实现以会计法规为主体，法律、行政、经济手段并用，有利于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同时可以充分发挥地方、部门、基层核算单位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会计管理体制。
　　3．建立会计信息中心。以“数出一门，资料共享”、充分发挥会计信息在经济管理中的调控作用为目标，改革会计信息多头分散、各为己用的管理体制，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建立信息齐全、指标统一、准确可靠、提供及时的各级会计信息系统。
基本原则
　　4．会计改革应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与财政、财务、税务、金融等有关改革的进程和措施相协调；同时，应当坚持会计工作内部的科学性，注意会计改革本身各项措施的配套。
　　5．会计改革要在满足宏观经济管理信息要求的同时，强化会计的微观经济管理职能，做到宏观管理需要与微观管理要求的有机结合。
　　6．会计改革应当坚持先立后破的原则，维护会计工作的正常秩序；会计核算制度的内容、层次、方法、程序等，应当在满足经济管理要求的前提下，力求精简，避免繁琐。
　　7．会计改革要认真总结建国以来以及现实工作中的基本经验，坚持具有中国特色、有利于强化会计核算和监督职能、适合于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的部分，并不断有所创造和发展；对国际上科学的会计理论方法，则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借鉴，做到洋为中用。
会计管理体制
　　8．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改革会计管理体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关于“国务院财政部门管理全国的会计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部门管理本地区的会计工作”的规定，各级财政部门对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的会计工作要逐步实行统一管理。要在统一领导的前提下，逐步调整中央、地方、部门之间以及各级管理机关与独立核算单位之间在会计管理方面的权责关系，调动地方和部门管理会计事务的积极性。各级财政、财务部门要把会计事务管理工作列入财政、财务管理议事日程，健全机构，配备和充实必要的干部。
　　9.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对会计事务的管理，要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及时改进工作方式和方法。要不断完善以《会计法》为中心的会计法规体系，逐步实现会计事务管理的法治；要根据不同时期经济管理的要求和会计工作状况，制定会计工作目标，通过政策引导、法规制约、经验交流、检查评比、表彰奖励等，促进会计工作不断攀登新台阶。
会计核算制度
　　10．制定统一的会计准则。会计核算制度改革的目标是，以《会计法》为依据，按照有计划商品经济对会计核算的要求以及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制定全国统一的会计准则。全国统一的会计准则是制定会计核算制度和组织会计核算的具有法规约束力的基本规范。全国统一会计准则的实施，应当由财政部、或由财政部会同国务院有关业务主管部门依据会计准则拟定不同行业的示范会计核算制度，各单位在执行统一会计准则的前提下，可以根据本单位经营方式和特点以及强化内部管理的需要，按照示范会计核算制度的要求，设计本单位适用的会计核算办法。
　　11.拟定基本的、统一的会计报表。财政部应当根据宏观管理的基本需要和建立会计信息中心的要求，本着统一、必需和精简的原则，拟定分行业的格式统一、指标科学，口径一致、内容基本稳定的会计报表。各单位应当按规定格式和内容向有关部门报送会计报表。
基层单位会计工作
　　12．基层单位会计改革的方向，是促进会计工作在做好记账、算账、报账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会计在经济管理中的职能作用，逐步向“管理型会计”转变。企业和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要运用会计信息和各种现代会计方法，对各项技术、经济和财务决策以及内部管理形式和方法的选择等，进行分析、预测和论证，发挥会计工作在提高经济效益方面的参谋决策和把关守口作用。各单位财务会计机构负责人或会计主管人员应当参与本单位重要经济问题的研究和决策，大中型企事业单位要健全总会计师制度，从组织上保证会计管理职能的实现。
　　13．以责任会计为主要形式，完善单位内部责任核算和监督体系。企业应适应内部经营机制的转变和落实经济责任的多种形式，建立以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为核算对象，实行责、权、利、效紧密结合的责任会计体系；其他单位也应当结合各种财务会计指标分管或包干等形式，落实经济责任，科学地组织会计工作。各单位应当根据内部经营特点和管理要求采用或创立包括“内部银行”在内的各种内部核算模式，使各责任单位之间的经济往来尽可能实行计价核算，促进各责任单位增强价值观念和效益观念强化经济责任。
　　14．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改革，应当以强化各项经费的预算管理为中心，发挥会计的职能作用，保证行政机关的正常运转和各项事业计划的完成。行政事业单位必须坚持按国家统一制定的会计核算制度组织会计工作；应当通过预算的编制、分配、执行分析与考核监督，合理、有效和节约地使用各项资金；应当根据各类事业经费管理的不同体制，参与事业发展计划的论证、拟定和执行情况的检查、考核，合理组织和运用各类资金，提高资金的使用效果。
　　15．树立正确的会计监督观念，强化会计的监督职能。各单位内部的会计监督，应当成为一种自我约束机制，通过会计监督，协助单位领导人实行最优化的经营管理，合理有效地组织各项经济活动和运用各项资金，努力增收节支，提高经济效益。同时，各单位的领导人和会计人员应当强化会计的监督职能，保证单位的各项经济活动和财务收支在国家法律、法规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会计电算化
　　16．会计电算化是会计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必要条件。要加强对会计电算化工作的组织和领导，在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制定会计电算化发展规划；要逐步完善会计电算化管理的制度和办法，组织会计电算化工作的经验交流，推动会计电算化工作的健康发展；要积极推动技术产业部门和有关单位，研制科学、适用的会计软件和计算机硬件，促进会计软件的通用化、商品化和计算机硬件的专门化；要采取多种形式和方法培养会计电算化人才，特别要注重培养既懂计算机又懂会计业务的复合型人才。
　　17．会计电算化应当根据工作需要和客观条件，循序渐进。一般应首先在会计信息量大、时效要求高、数据处理难度大的单位推行，从实用性强的单项?穴如账务处理、工资核算、材料核算，销售核算、固定资产核算、会计报表生成和汇总等?雪起步，逐步建立会计管理信息系统，然后与其他信息子系统联机或向其他管理系统渗透。
注册会计师
　　18．发展注册会计师事业。发挥注册会计师的查账、验资和咨询服务功能，是对外开放和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要建设一支业务素质高、公正客观、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社会信誉好的注册会计师队伍。要不断完善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管理的法规制度，逐步实现注册会计师业务的规范化。要及时总结交流注册会计师工作经验，适应经济发展不断拓宽工作领域，有计划地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我国注册会计师事业的发展。

会计人员
　　19．加强会计人员培训，提高会计人员素质，是实施会计改革，全面提高会计管理水平的先决条件。要制定会计人员培养规划，到2000年应在全民所有制和县以上集体单位的会计人员中，基本上普及中专教育，并力争有20～25％的会计人员达到大专以上专业知识水平。培养会计人员必须两条腿走路：一是根据经济发展需要推动教育部门适当扩大大中专院校会计专业的招生规模，发展会计专业的职业教育，改变多年来会计人员主要依靠在职培训的被动局面；二是大力发展和支持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岗位教育，切实加强在职培训。对于在职培训，应当在抓好各层次学历教育的同时，注意抓好补充和更新知识性质的教育。财政部门要加强对各类办学单位和各种办学形式的统一管理，保证在职培训质量。要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不同的办学形式和层次，改革教学的内容、形式和方法。要在进行专业知识教育的同时，强化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教育，努力建设一支精通专业、讲求效益、遵纪守法、顾全大局、坚持原则、廉洁奉公、献身于会计事业的会计队伍。
　　20．激励会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保障会计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加强会计工作和会计人员业绩的考核，依法表彰奖励做出突出贡献和成绩的会计人员；改革和完善会计专业职称评定制度，逐步实行考试与考核相结合的评定方法，激励会计人员钻研专业知识、热爱并做好本职工作；研究完善会计人员依法办事的法律保证措施，保障会计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发挥会计工作在加强经济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中的作用。
理论研究
　　21．会计改革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会计理论要在改革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应当适应会计改革的进程，有组织、有计划地就改革实践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开展多层次，多角度的深入研究讨论。在会计理论研究中，要大力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倡导理论工作者、教学工作者和实务工作者的三结合；倡导不同观点和主张的相互批评和论争。要重视世界各国会计理论、方法和实践经验的研究，本着洋为中用的原则，借鉴其中体现商品经济发展一般规律、并且适合我国国情的经验。
组织领导
　　22．有组织、有计划、分步骤地实现会计改革目标。会计改革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分步渐进的过程，需要若干年的艰苦努力。根据会计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内在关系及其自身特点，应确立分步推进、协调配套、逐步合成的改革战略。具体部署上分两步走，第一步从现在起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以拟定和实施会计准则、发挥会计的管理职能为主要内容基本实现会计模式的转换；第二步再用五年的时间，以建立各级会计信息中心为主要内容，同时注意完善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基本实现会计改革的总体目标。
23．加强会计改革的组织领导。会计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牵涉财政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为了顺利完成会计改革的任务，应当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参加，并进行适当的分工和协作。财政部门应加强对会计改革的领导，加强与各级政府的有关部门之间、财政部门内部各业务部门之间、各地区之间以及会计理论工作者、教学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之间的密切配合。各级会计事务管理部门，要加强调查研究，并建立自己的“联系点”，深入实际了解和研究会计改革动向和前进中遇到的问题，及时总结经验，把握会计改革的主动权，推动会计改革健康顺利地发展。
　　这时候离1989年4月《会计改革纲要草案》的出台，时间已经过去了27个月。
2．两张报表“两张皮”
　　刚一上班，二处副处长肖书胜桌子上的电话就急促地响了起来：
　　“财政部会计司吗？我是广州橡胶厂啊，有一件事向你们请教一下，我厂吸收一个个体老板600万元的投资，应该放在哪个会计科目下核算，会计报表如何反映呢？……”
　　肖书胜在电话里与对方讨论了十几分钟，才总算找出了解决办法。
　　“张司长，您看———咱这二处都成了灭火队。一天光这样的请示电话要接上二三十个。”冯淑萍同志借此事，就冲着我发了一通“牢骚”。
　　当时，我正在与她谈会计报表如何调整，冯淑萍正跟我反映老的会计报表如何地不合时宜，并且非改不可；这突如其来的长途电话，无疑是给她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案例。
　　我看着她，点了点头。来司里后，凭她对会计制度的熟悉和工作的认真负责，冲我说什么，我也理解，况且她讲的事，我每天都是亲眼所见。
　　“光电话还不算完呢，你看，这码的一大堆请示报告还等着一封一封地回信呢，说的都是会计报表上的事。”冯淑萍一边说，一边指了指办公桌上一大摞大大小小的信件。
　　我站起来，随手在这一大堆信封里翻了翻，广州、深圳、上海、南京、杭州、厦门……凡是当时走在改革前沿的地方，都有来信反映和请示如何编制会计报表和账目归属的事。
　　后来，我还进一步了解到，三处和四处也像二处一样，诸如此类的电话请示和信函待批件每天都要接到很多。
　　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资金来源越来越复杂，原来反映单一国家投资的会计报表已难以反映这些情况，出现的问题也是林林总总，不胜枚举，而各种问题，企业又不能擅自做主，只好逐级请示，一些国家直属的大型国营企业甚至直接把电话打到了财政部会计司。
　　冯淑萍说的不假，会计司成了灭火队，二处、三处、四处这几个分管具体会计制度的处室，连处长加办事员也不过四五人，一天光接这些电话，处理这些紧急来信，就忙得不亦乐乎。
　　“会计司快成了会计信息咨询中心了，我们个个都成了热线话务员。”一些同志这样自我解嘲。
　　作为会计司分管会计制度的副司长，我是一点也乐不起来。
　　会计报表反映一个企业的经济运行状况和结果，通过这张会计报表，可以知道一个企业经营得是否好或者是存在哪些问题；而所有企业的会计报表里相关的数据综合起来，就可以了解到整个国家经济运行的情况。
　　1989年前后，经济改革的提法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这种大的指导方针下，过去国家是投资企业惟一主体的格局，正在逐渐地面临外商、集体、甚至个人来投资企业的挑战，同时，这也是对传统会计核算制度的挑战。
　　在国家作为企业惟一投资主体的前提下，编制会计报表的目的是满足国家的企业主管单位，诸如财政、税务、统计部门的需要，是按照资金来源等于资金占用这样的一个平衡方式来编制会计报表；但是当私人、集体、外商投资的出现，这样的会计报表就难以满足这些投资者的需要了，更多的会计信息诸如产权关系、偿债能力、利益分配都难以从原来的会计报表中体现。
　　如果要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需要，体现企业的产权关系、偿债能力、利益分配，势必就要实行新的会计制度，但是当时的现实却是会计改革尚未真正地启动。
　　现实与制度的矛盾日益突出，这是会计司之所以成为“灭火队”的真正原因。
　　根本的矛盾没有解决，“灭火队”也只能治标不治本，没辙了找辙。处理这种矛盾，当时采取的方式就是两张财务报表。不论月报、季报，还是年报，财政部只能这样要求。
　　企业在经营时，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编制一张会计报表，在向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上报的时候，将这一张表的数字一一处理，再重新按照原来的形式编制出另一张表。
　　可以说，两张报表代表着不同的两种企业经营体制，一种是计划经济，另一种是市场经济。
　　当这种做法推广到基层时，基层财务人员不无讽刺地说，这是两张报表“两张皮”。
　　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为什么要编制两张财务报表》，这是媒体第一次站出来质问“两张报表两张皮”的现象：
为何要做两张财务报表
本报实习生陈季冰本报记者王鹰
　　上海市“放开经营，完善机制”试点改革企业的财务人员明显感到，工作负担比以前重多了，改革以后，他们得同时做两份报表，一份按三资模式做，另一份按国营模式做。这究竟是为何？
　　这还得从政策说起，这几家企业都是比照三资企业进行改革的。九条政策中有一条就是按三资企业模式做的财务报表。可反过来想一想，又有不妥之处。这些企业的所有制性质未变，仍然是国营，统计国营企业各项经济指标时，怎么能漏掉它们呢？
　　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财政部门想出了一条权宜之计：两套报表同时做。这可难为了那些试点企业的财务人员，工作量翻一倍且不说，这两份报表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各项数据转换一下，对号入座便行。两份报表的构成完全不同，国营企业的报表中，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和专用资金三类分得清清楚楚。还有专项的专用基金表、基建贷款表等。一句话，造房子的钱不能买设备，买原料的钱不能建厂房。而三资企业的报表则跟它的财政制度一样简单。只反映收入、支出、利润情况，其他一概没有，那么这两种性质大不相同的报表如何才能“翻来翻去”呢？一家企业的总会计师无可奈何地告诉我们：“能做的尽量做，实在不能的只能毛估估了！”
　　其实人们都知道，企业的财务报表只是企业经营情况的反映，而决定企业经济行为性质的财务制度，谁也不可能通过会计报表“做”出一笔钱来。
　　在报表上的分歧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先听听财政部门的意见。
　　财政局的一位主管企业财务的负责人说：“这几家试点企业不容置疑仍然是国营企业，既然是国营企业，就应上报国营企业财务报表。其实对这些企业我们也只要求一张国营企业报表。三资企业报表只是他们自己用来比较参考，没有实际价值。如果这些企业全部按照三资企业统计，那么这一块无形中便划到了三资企业范围，国有资产不就“消失”一大块了吗？这不利于统计上的准确性，我们没法上报。再说三资企业报表太简单，容易让企业钻空子，造成偷税漏税，不利于我们管理控制。当然由于享受三资企业政策，这些企业的资金分类实际上已不可能像一般国营企业那么细，但在统计上却还是按原来的样子。
　　一家试点企业的总会计师这样认为：“现行的三资企业报表是国际通用的，企业收入、支出、利润情况一目了然。目前我们几家试点企业不得不多做一张报表，增大了工作量，这只是表面，其实质是有些政府部门对企业还不敢真正放手，因为国营企业报表的最大特征是除了反映企业经济具体效益外，还要直接反映出企业经济行为。通俗地说，如果三资报表反映的是花了多少钱、挣了多少钱的话，那么国营报表则还要反映出花这些钱去干了些什么，挣的这些钱是如何来的，这才是关键所在！”
　　看来，“报表之争”背后的真正意义在于它反映了某些政府主管部门的管理意识问题，在汹涌的改革浪潮中，要使企业的经济机制真正转变，必须理顺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看来，一些职能部门业务该转变一下观念了。

我看完这篇文章，有颇多感触。虽然这篇文章的矛头并没有直指财政部，也没有直指会计司，但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就像站在我的面前，一声声地质问我：为什么要编两张财务报表？
　　———这篇文章作者的后面站着的是无数个全国的企业经营者和财务工作者。
　　“为什么要编两张报表？什么时候才能只编一张报表？”我也在内心深处一次又一次地质问自己。
　　后来，我把这篇文章特意介绍给司里的几位同志传阅，大家看后，心情跟我一样沉重。
　　“张司长，咱们能不能先重新修订工业企业会计制度？”二处的同志试探性地问我。
　　当时施行的工业企业会计制度1985年才制定实施，虽然不到4年时间，但是它就已经跟不上工业企业发展的形势了，而且改革它的声音此起彼伏。
　　“行吧！咱们整个会计制度改革还没有完全动起来。但根据形势的发展，有必要先修订工业企业会计制度。”我考虑了片刻，就同意了他们的想法，“那你们尽快地提一个方案，然后司里面再开会研究一下。”
　　后来，司里开会同意了二处提出的方案，在基本会计准则和具体会计准则都没有出台的情况下，工业企业会计制度紧锣密鼓地进行修订。
　　当时，我们把工业企业会计制度的制定称之对两张报表“两张皮”的“缝缝补补”。
这种对会计制度的“缝缝补补”又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说真的，那时候我也不知道答案。

3．谢明：财务会计制度不改，死路一条

　　早春的湖北，已是满眼春色。
　　金黄色的油菜花一片连着一片，像一条黄色的飘带或宽或窄地系在山峰之间，黄色的飘带上再点缀上粒粒珍珠似的楼房，景致煞是好看。
　　深深地一呼吸，似乎可以闻到空气里油菜花的芳香，沁人心脾。对于一个生于中原而久住北方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是那么新鲜。
　　我从机场出来，坐上湖北省老河口市财政局来接我的小汽车，在这油菜花弥漫的乡间马路上飞驰。这是我到财政部工作后的第一次出差，到襄樊参加全国会计工作座谈会。
　　老河口市是一个县级市，位于湖北省的西北部，从老河口市再往北走100多公里，就到了我的老家———唐河；一踏上这片土地，思乡之情便油然而生。车窗外，三三两两在田间辛勤劳作的农民让我触景生情，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母亲，还有我那些与他们一样仍在田间耕作的兄弟。
　　作为一位农民的儿子，对土地的眷念和对农民的那一份情感早已融于我的血脉中，不论你走得多远，也不管你的官位多高，这些骨子里的东西始终不能被时间所磨掉。
　　一到宾馆，我就见到财政部的顾问谢明和魏克发司长。他们先期赶到了老河口市，并且已经在这里实地考察了几天。
　　包括老河口市在内的湖北省几个地市当时正在积极探索会计机构改革，他们的做法是会计工作从财政部门独立出来，单独成立一个会计局，企业的会计人员由会计局直接委派，而他们的行政关系、工资待遇都放在会计局。
　　谢明和魏克发两位领导先期到达这里，就是为了先实地考察他们的做法，然后再到附近的襄樊市召开一个与此有关的座谈会。
　　谢明顾问虽然在这里听汇报、实地考察已经好几天了，但是当我见到他时，他兴致很高，看不到一丝的疲惫。这对于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来说，已是十分难得。
　　谢老是一个让我十分敬重的前辈。早在30年前，我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上大学时，他们的大名我早已耳闻，他当时在财政部担任工交财务司的司长。
　　“文化大革命”后，谢明出任财政部的副部长，一直主管财务会计工作，直至退休。后来，财政部党组决定，返聘退休后的谢明担任顾问，协助当时的副部长刘仲藜同志分管财务会计工作。这样，我才有幸在这位老前辈领导下工作。
　　结束了在老河口市的实地考察，我和谢明顾问、魏克发司长前往100公里以外的襄樊市开会。
　　襄樊会议的主题是座谈会计机构改革，主办单位是财政部会计司和襄樊市委、市政府。
召开这样的座谈会，是财政部会计司多年来沿袭下来的惯例。每年的上半年，会计司都要召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会计处长，就某一主题召开一个座谈会。这种座谈会，既务虚又务实，常常是探讨理论与业务交流兼而有之。
　　这次座谈会的主办方襄樊市委、市政府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会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搞了好几年的设立会计局的改革试点工作。
　　在主席台就座的有襄樊市委书记、市长，还有谢明顾问、魏克发司长等。
　　在一些礼仪性的讲话结束后，主持人带头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谢明顾问讲话。
谢明顾问以他洪亮的嗓音开始了他的讲话。他先是谈了这几天在老河口市实地考察的感受以及他对另立会计局这种做法的意见和建议，然后把话题引申到整个会计改革的上面。“湖北省以及襄樊等地市在会计机构改革进行试点，这种尝试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同时这也是我们会计工作改革的一种尝试。现在，城市经济改革，特别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快，这给我们这些从事财政工作、从事会计工作的同志提出了一个新问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谢明习惯性地环顾一下台下，把话音顿了顿。
　　“这个问题就是要求我们进行会计工作改革。目前，由于个人投资、集体投资和外商投资的不断进入，原来我们那种仅是国家投资办企业的格局被打破，这种格局的打破也意味着我们过去的财政工作、财务工作、会计工作的老传统、老套路要打破。有破就有立，立什么？怎样立？这都得靠我们的会计工作改革。”
　　谢明干了一辈子革命，擅长于在工作中运用辩证法来分析问题。好一个“不破不立”，很浅显、很明了地阐述了新、老会计制度的关系。
　　这番话让我再一次感到身边的谢明人老却思想不僵化，锐意改革之心依然年轻，我禁不住向他投过去敬重的一瞥：满头银发的谢老由于讲得激动，脸上泛起红晕。
　　“有些同志要问了，会计工作改革下一步怎么进行，是与国际接轨呢？还是搞中国特色？财政部会做进一步研究，目前会计司也正在酝酿。但是在这里，我也强调一些我的观点，会计工作特别财务会计制度必须改革，财务会计制度不改，死路一条！”
　　台下台上一片安静，甚至连服务员的走动也没有了，只有谢明洪亮的声音在整个会场中回荡。
　　在热烈的掌声中，谢明的讲话结束了。接下来由魏克发和我发言。魏克发和我除了谈了一下对会计局试点的看法之外，也都接着谢明的话题讲了一下会计制度改革。
　　与其说这是一场关于会计机构的座谈会，还不如说是一场关于会计制度改革的吹风会。
　　一是因为我们都已深深地意识到会计制度改革的紧迫性，二是我和魏克发司长如果过多地谈论设立会计局，这有一种投鼠忌器的顾虑。设立会计局就意味着从财政部独立，这是一种忌讳，再说啦，这样大的机构变动，我们也无权作出决定，后来襄樊市设立会计局的做法没有推开，也正是说明了这一点。
　　会议开了两天，结束后，举办方邀请与会者去襄樊市近郊去参观古隆中。
　　那一天，正是清明节后，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将诸葛孔明先生的卧龙岗笼罩在一片烟雨袅袅之中，让古隆中更多了几分空灵之气。
　　竹林之下，草堂之前，使人陷入沉思。
　　诸葛孔明未出茅庐，尚知天下三分，确实是一个神人。我们搞会计制度改革，除了要有孔明知天下三分的宏观把握，也应该多搞一些调查研究，在细微之处多下工夫。
　　春雨还在下个不停。
　　晶莹剔透的水珠掉在翠绿的竹叶上后轻轻地滑落，渗入了土壤，脚下的小草正一棵一棵地泛着嫩绿。
4．副司长主政
　　1989年4月的一天，吃完中午饭之后，大家都在各自的办公室稍事休息，然后准备下午的工作。
　　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工作习惯与地方上的小城市有些不一样。办公地点离家都不近，上下班至少得半个小时，上班族一般中午这一顿饭都在单位里解决。不像早些年在西宁工作，家属院与办公楼都在一个院子里，中午溜达几分钟就回家了，在家吃点东西，还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个午觉。
　　我也和大家一样，在自己办公室的沙发上，凑合着打了个盹。那天司里的事情很多，脑子里老是琢磨着这些事，与其说是打盹，还不如说是闭目养神，把这几天的事务梳理一下。
迷迷糊糊之中，我听见有人“咚咚咚”地敲门。一听敲门声那么大的力度，就有一种不祥之兆。
　　“张司长，你快过来看看，魏司长发病了。”司里的一位同志边推门进来，急促地跟我说。
　　“老魏病了？！他身体不是很好的吗？”我腾地一下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一边走嘴里还一边嘟哝着，三步并成两步地走进了魏克发司长的办公室。
　　老魏的办公室已经聚集了几个人，大家都忙不迭地给魏司长端水找药、问这问那。
我刚和他从襄樊市开会回来，前几天还没有生病的征兆，怎么一下子说倒下就倒下了呢？人啊！真说不准。年纪大一点，毛病就开始不请自来，加上前一段时间，司里的事也让他忙得够呛。
　　魏克发司长这病得真不是时候，一是司里会计制度改革正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他是司里的一把手，司里大大小小的事还得他拍板，二是我来司里工作，屈指算来只有4个月。
我刚到司里的时候，魏克发司长在司里的会上宣布我的职务是副司长，但是那时候，正赶国务院对各个部、委、办、局进行机构改革，定编制、定人员、定岗位的“三定”工作尚未结束，他的宣布只是一个口头任命，部里正式任命我的文件尚未下来。
　　人事司把部里任命我为会计司副司长的红头文件送到我手里的时候，已是过完春节3月份的事了。一张大红的任命书，上面清清楚楚地盖着财政部部长王丙乾的大印。
　　为了配合国务院的这一次机构改革，财政部对包括会计司在内的所有司局的干部都重新进行任命。在这次任命中，魏克发还是司长，我是副司长，另外，余秉坚同志也被提拔为副司长。
　　一个副司长刚调来，一个副司长刚提拔。就在这样关键的时候，魏克发司长病倒了。
老魏在家休养期间，给司里打了一个招呼，要求司里第一不要打电话找他，第二司里也不要去人看望，让他在家里安心静养一段时间。
　　老魏生病的消息也很快传到了部领导那里。
　　有一天，分管会计司的副部长刘仲藜派人找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
　　“汉兴啊，从地方上到会计司的这几个月，司里的情况熟悉得怎么样了？”还没等我坐下，刘仲藜副部长就开始问我了。
　　我简单地把到司里的感受和最近几个月的工作向刘副部长作了汇报。
　　刘副部长坐在办公桌后面静静地看着我，不时还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魏克发同志病了，但是会计司的工作不能停顿，也不能没有人抓啊。我的意见是在他生病期间，会计司的工作由你抓起来。”刘副部长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
　　“魏克发司长的病没什么大碍，应该很快就会回到工作岗位上来的。我也是刚调来，恐怕一时还难以胜任这个重担。”我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向部长作了汇报。
　　“老魏的病是会好的，但也得有一段休养时间。工作不能停，在这个期间，你还是把工作牵头抓起来。”刘仲藜同志不容置疑地作了决定。
　　我思考片刻后回答：“那好吧。”
　　从刘副部长办公室出来，我想这牵头工作最多也一个月，魏克发司长就回来上班了。但是后来老魏的病情虽有好转，却一直在家养病，直到退休，这期间也就来过几趟，每一次都是坐一会儿就走了。
　　1989年7～8月份，老魏来司里的那一次，我简明扼要地把会计制度改革的事跟他说了一下。
　　他听后语重心长地说：“汉兴啊，搞会计制度改革我不反对，但是你看，财务与会计的矛盾大，会计制度改革不简单，不能太急，得慢慢来。”
　　我听了他的这番话，不置可否。不能说他的话不在理，也不能说他的话都在理。
　　当时，会计工作的形式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形势逼人。在我来会计司的时候，对此就深有感触，特别是后来老魏病了，我来主持司里的工作，更是感到背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推着你往前走。
　　这种无形的力量，就是当时全国上下对会计改革强大的呼声。在这种强大的呼声下，主持会计司的工作，我就有一种如坐针毡的感觉，甚至有时候就像是一只热锅上的蚂蚁。
　　我是一个急性子，也是最爱在工作上“折腾”的人。同时，“要么不干，要干就得干好。”这是我一直信奉的工作原则。
　　记得在青海省财政厅工作时，当地许多穷县地方年财政收入只有几十万元，不能自给。许多人畏难而退，我却欣然受命，到海北藏族自治州和靠近四川的班玛县抓试点，以当地的铅锌矿和金矿为突破口，改无偿拨给为借用周转金，通过发展铅锌矿和金矿企业，很快实现当地财政自给。想当年，我在青藏高原上一天就要跑上1000多公里……
　　“人生能有几回搏。”作为一位知识分子，最大的心愿用自己平生所学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但对于年届不惑的我来说，这样的机会还会有多少呢？
　　在魏克发司长病休、主管部领导明确会计司由我来牵头抓之后，我与余秉坚副司长做了一个简单的分工，我对部里负责，主要分管准则组和二处、三处、四处等几个负责会计制度的处室，他还是管他原来的那一摊。
　　在那一次明确分工的会上，面对全司处以上的干部，我明确阐述了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和工作要点：
　　“会计司已经在这次机构改革中正式更名为会计事务管理司，会计事务管理司应该真正地把会计业务管起来，但这种管理必须处理好与改革的关系，在管理之中搞改革，在改革之中抓管理。当前对会计司来说，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是搞会计工作改革；具体而言，就是抓基本会计准则的制定和会计制度的改革。”
5．两个月开了26次座谈会
　　1989年6月15日，财政部南配楼四楼，会计司全体人员会议。
　　当时，会计司没有专门的会议室，由于二处有两间相通的房子，所以就把这儿当作了临时会议室。全司50多个人，把这两间屋挤得满满的，甚至有些人还坐到走廊上去了。
　　会议由我主持，等大家都坐定以后，我看了看手表，宣布会议正式开始：
　　“今天开这个会，主要是听取会计准则组关于制定基本会计准则的汇报。之所以要把大家都召集起来开这个会，一是要让全司同志都要了解会计工作改革的进程，二是基本会计准则是我们会计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与其他会计方面的改革有着紧密的联系，特别是与会计制度的改革，有一个衔接的问题。虽然基本会计准则的制定是会计准则组的任务，但是其他各处都应该支持和配合，分管各个会计制度的处更需要予以配合和衔接。下面请会计准则组的同志发言。”
　　会计准则组的3名同志———蒋岗、裔保生、李尊农都到了，并且会前全都做了充分准备。蒋岗是司里的老副司长，也是会计准则组的负责人。他首先代表会计准则组发言：
　　“会计准则组从去年10月份成立，根据司里的安排，一直认真地在做基本会计准则制定的前期准备工作，主要是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特别是从今年3月份开始，一直到5月底，我们连续到各省市跑了2个多月，主要走了上海、浙江、福建、广西、江西等省市。”
蒋岗对着他的笔记本念着他们的行程。
　　“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按照我们出发前拟定的调查提纲，与财政部门、企业会计人员和管理人员以及当地大专院校里的一些会计学教授进行座谈，回到北京，最后我们汇总了一下，这两个多月像这样的座谈会我们共开了26次，平均两三天开一次座谈会。”
　　当蒋岗讲到这个数字，有些同志情不自禁地停下了手中的笔，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他，还有些同志甚至发出了轻微的惊叹声。
　　蒋岗接着讲完了这两个多月调查研究的概况，然后他请裔保生同志就调查研究的一些具体情况给大家谈谈。
　　裔保生打开了一本几乎与蒋岗手中一样厚的笔记本，娓娓道来：
　　“我们是根据事先设计的调查提纲来进行调查研究，这个提纲主要是围绕几方面进行的。第一方面的问题是要不要在中国搞会计准则。调查中间，多数人认为，中国搞会计准则非常必要，是改革开放、转变职能的需要。像厦门大学的葛家澍教授、上海财大的娄尔行教授，都十分赞成尽快出台中国的会计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与国际接轨……”
　　裔保生的眼睛高度近视，尽管戴了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但是看起记录来，仍然要凑得很近。他的发言是今天的主要内容，时间也很长，他一直讲到下午会议结束。
　　概括起来，他代表会计准则组的汇报有以下一些要点：
　　一是会计准则要理顺几个关系，这实际上也是下去调查带回来的结论。第一，要理顺会计准则与会计法的关系，大家认为会计准则是对会计法的一个补充，是介乎于会计法与会计制度之间的一个层次；第二，要理顺财务与税收的关系，认为会计、财务和税收改革，应当同步进行；第三要理顺会计与审计的关系，当时审计也在搞审计准则；第四，要理顺会计统一性与灵活性的关系；第五，要理顺稳健原则与短期行为的关系，稳健原则是西方会计的一种记账原则，稳健原则把风险考虑到最大，这样的话，有一些额外的费用尽量都先摊入成本；但是当时中国的会计，不承认这个稳健的原则，实收实付，发生一件处理一件，不让把风险往前提。
　　二是制定什么样的会计准则。在调查中间，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是在总结建国以来中国会计制度行之有效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外国会计工作的经验，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符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中国会计准则。但当时在调研当中，受整个经济改革的局限，还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种提法。
　　三是制定会计准则的步骤。许多被调查者认为，应该根据工作的进展，成熟一项公布一项，不是一步到位，第一步先制定基本会计准则，第二步再制定应用原则。
　　四是一些涉及会计准则的技术问题，比如说，会计准则的层次到底是分两个层次还是分三个层次，会计报表到底是为财政部门服务还是为经济决策服务，当时实行的管理会计列不列进会计准则的基本内容，计账方法是用增减记账法、收付记账法还是用借贷记账法。
　　裔保生代表会计准则组的汇报十分具体，并且针对性极强。
　　当他讲完这些内容之后，已经快到下班时间了，调查组三人成员之一的李尊农再没有发言的机会了。于是我临时决定第二天全司接着开会，就会计准则组的调查汇报进行讨论。
　　第二天讨论既热烈也激烈，冯淑萍、王军、贾谌、刘玉廷、鞠新华、陈毓圭、李尊农等发表了很好的观点。最后，大家的讨论都集中到一个焦点问题上：
———会计准则由谁来制定和发布？
　　当时，各国会计准则发布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由群众团体如注册会计师协会制定和发布，有的由政府制定和发布。
　　对于我国会计准则由谁来制定和发布的问题，大家的意见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意见是：在财政部领导下，设立一个会计准则委员会，由财政部牵头，聘请审计、税务、银行、工商、物价、外汇等综合部门以及一些业务主管部门和大专院校的会计专家等知名人士组成。
　　财政部会计事务管理司作为这个委员会的常设办事机构，负责会计准则的草拟等日常事务工作。会计准则（草案）经委员会讨论通过后，可以用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也可以用财政部名义发布。
　　这种发布权威性高，比较客观，容易被各方接受，也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
　　第二种意见是：不必成立准则委员会，由财政部直接发布。理由是：
　　1.符合会计法第五条：国务院财政部门管理全国会计工作的规定；
　　2.财政部是国家权力机关，有权威；
　　3.各单位都已习惯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会计制度；
　　4.根据过去经验组成委员会，可能流于形式。但是可以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后定稿。也有人担心由财政部制定、发布，很可能会使会计准则的内容偏向财政部，不容易做到客观、公正。
　　第三种意见是：仿照西方一些国家的做法，由群众团体（如注册会计师协会等）制定发布。好处是比较公正、客观，外商容易接受。
　　也有人认为这种方法不适合我国国情。理由是群众团体无权发布法规，现在连“红头文件”都不容易贯彻，更不用说群众团体发布的办法了。
　　还有的认为，由谁来发布的问题，要看会计准则的性质而定。会计准则作为强制性的规范，应由政府发布；如作为约束性的规范，应由群众团体发布。
　　讨论会上，多数同志倾向于第二种意见。同时，大家也认为，会计准则到底由谁发布以及发布的形式是下一步考虑的问题，目前应首先拟出初稿来，以便广泛征求意见。
　　打铁需趁热。
　　在两个多月调查研究以及全司两天讨论的基础上，会计准则组由裔保生、李尊农执笔，几天之后，就整理出了一个调查报告。
　　这份调查报告的题目是《关于拟定我国会计准则问题的调查报告》，共分五部分，调查报告的第五部分是会计司下一步关于会计准则的工作安排：
　　1.继续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今年年底前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1）继续到一些重点城市和大专院校进行调查研究；（2）邀请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在京大专院校的会计专家、学者进行座谈；（3）征求部内有关业务司局的意见。
　　2.课题组将各方面的意见，归纳整理，逐条研究，统一认识，提出处理办法；然后，草拟《会计准则内容提纲》，计划在明年一季度完成。
　　3.明年上半年开个中小型会议，征求对《会计准则内容提纲》的意见，并考虑起草会计准则的具体条文。
　　4.明年年底前拿出《会计准则讨论稿》，发给各地各部门广泛征求意见。
　　1989年7月5日，这份调查报告以签报的形式由司里送部领导批阅。然而，对这份调查报告，部领导并没有作任何的批示……
6．“违规”悄然出行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场政治风波。
　　6月上旬，这场政治风波得以平息。国家各大部委局开始了大规模的学习和整顿。
　　这些日子，我一直根据部里的安排，组织司里的同志进行政治学习。如此重要的政治学习不能耽误，可我心里也惦记着会计改革的事。
　　那时候，我心里想，不管发生什么，改革还得继续进行下去！
　　抽空我找来冯淑萍、贾谌这两位分管具体会计制度部门的处长，商讨下一步会计改革如何进行的事。会计制度要改革，也必须像会计准则组那样进行一番调查研究。根据我的安排，冯淑萍、贾谌等同志很快就拿出了会计制度改革要点和调查研究的方案；然后，准备找时间根据这个要点到基层去跑上一圈，了解一些地方对会计改革的想法和做法。
　　由于政治风波刚平息，部里根据上级部门的要求制定了一个规定：在这期间，司局级以上的负责同志，出差都要严格控制，没有特殊的任务不能出差，即使有特殊任务也得分管部长批准才能出差。
　　6月20日至24日，四川省财政厅将召开一个责任会计研讨会。得知这一消息，我认为这是下去搞调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便向分管部长请示，一定要参加这次研讨会，分管部长斟酌了再三，还是批准了我这一次的出差请示。
　　为了让动静小一点，我一个人只身前往成都。
　　从成都双流机场出来，在前往会议地点的路上，看见动乱期间被烧毁的百货大楼还没有清理，像一块巨大的伤疤留在这个城市的躯体上。庆幸的是，动乱风波平息了，不然这样的伤疤，在中国的土地上还会更多。
　　这次在会上花的时间很少，我只是把财政部上半年关于会计改革的工作以及我个人的意见作了一个简短的报告，然后在四川省财政厅几位同志的陪同下，到企业去调查研究。
成都市长江挖掘机厂、无缝钢管厂以及消防机械厂是我这次调查研究的对象，这三个厂是成都市比较大的国营企业。
　　在这里，我深入地了解会计工作的现状、会计工作同经济改革发生的矛盾以及企业对会计改革的意见，有些情况跟我们在北京想象的一样，但是有些情况却有些出入。成都地处西部，经济改革的步伐没有沿海快，有些矛盾尚未强烈地表现出来，即使有，也只是初露端倪。
由于政治形势的特殊以及我的调查研究已经达到初步的目的，在成都呆了4天后，我便匆匆地赶回北京。
　　一路上，我都在想这么一个问题：会计制度的改革调查研究很重要，这次只是浅尝辄止，还应该有更深入的调查研究，而且调查的地点应选择在像广东、浙江、福建等走在改革前沿的沿海地区。
　　1989年7月21日，我把司里的事情处理完后，带着会计制度改革的调查要点直奔广东。按说，部里无特殊任务不准出差的禁令尚未解除，这又是一次“违规”的出行。
　　这次跟我去广东搞调查研究的还有三处的处长贾谌。贾谌那时候是30岁左右的小伙子，东北财大毕业，人很聪明，文章写得好，并且笔头也来得快。
　　当时在广东，“三来一补”型的企业发展得很快。“三来一补”是那时候的特定名词。香港和外商都来广东搞“三来一补”，就是利用广东的企业厂房，来一些材料和订单，当地加工后再销往外地。“三来一补”这实际上已经涉及了不同的投资者。
　　到这些企业去搞调研时，企业的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一听是财政部来搞会计制度改革调研的，没让我们多说，就操着让我半懂不懂的粤语普通话，冲我们直嚷嚷：
　　“香港人来我们这里搞'三来一补'，不光是用人民币结账，还有大量的港币，甚至有时候还有美元。像这样一类问题，怎么核算啊？怎么记账啊？原来我们的会计报表、会计制度规定，只能以人民币为记账单位。”
　　“整个核算，在跟外商打交道中间，矛盾很突出。我们讲，人家听不懂，人家要求我们这样那样改，我们改出来的会计报表跟现行的会计制度一对比，又很不规范。”
　　“我们为了迎合'三来一补'和外商投资企业，自己搞了一些加速折旧法，也提取一些呆账准备。自己修修补补，按外商的要求，搞了一些规定———自己的规定。这些规定，既没有政府部门的统一意见，也没有财政部的统一规定，自己摸索，这儿改一点，那儿改一点，先应付应付一下外商吧！”
　　这样的矛盾不光是在生产企业中屡见不鲜，就连搞旅游的花园大酒店也常碰见这样的事；来这里住店的人有香港客商、也有外国客商，从兜里掏出来的，不是港币，就是外汇券。
“我们不能说，你用港币或者是外汇券就不让住店吧！这不是存心砸自己的买卖吗？可收了港币、外汇券，又没有办法按你们的规定做账。”花园大酒店的总经理和我们聊时，激动地摊开他的两只手，一个劲儿地倒苦水。
　　这样的叫屈，那几天一直充斥在我和贾谌的耳朵里。走的企事业单位越多，听到的抱怨也就越多，反映的问题也更复杂。
　　从7月21日至29日，将近10天的时间，我们先后走访了佛山第一塑料厂、佛山大陆制镁有限公司、健力宝集团、三水棉纺厂、广州市三联集团公司、广东省商业厅、一轻厅、二轻厅、省建委、南海石油服务总公司、暨南大学、广州标致汽车公司、花园大酒店、南方商业大厦、广州锌片厂等单位。
　　在广州市及其附近地区调研结束后，我向广东省财政厅的同志提出要求，再去深圳了解一下企业改革的情况。这位同志听后，连连摆手：
　　“不行，这肯定不行。这段时间由于动乱刚结束，内地到深圳的边境证全不办了，深圳那儿封锁得也很紧，根本进不去。”
　　这位同志越说越显得严肃：“再说啦，你们两位是从北京来的，北京来的管得更紧。万一有什么事，我们担待不起。”
　　后来我得知，一些动乱的“精英”分子都是在这个期间从深圳跑到国外去的。
　　“不能去，我们就不去了。那你看能不能让深圳市财政局派一个同志到广州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仍不死心，十分想了解一下深圳那边的企业情况。
　　“我看，这办法行。”
　　广东省财政厅的同志随后跟深圳财政局取得了联系，深圳方面表示马上派会计处的一位同志过来跟我们谈。
　　深圳市派来的同志叫管元平，他是深圳市财政局会计处的副处长，小伙子个头不高，但办事挺认真，还专门带来了一些关于深圳企业会计方面的文件和资料。
　　七月流火，地处南海之滨的广州更是酷热难当。
　　在广东省财政厅连空调都没有的招待所，我与管元平开始了促膝长谈。
　　“深圳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已经着手改革会计制度了，目前来看，在会计工作上也遇到了很多实际问题。一是深圳不同形式、不同所有制的企业执行统一的会计制度，和全国全省不衔接。汇总会计报表还得调整，以满足全国汇总的需要；二是这些新制度采用的一些原则如稳健原则、存贷计价、坏账准备等在实际应用中，同现行税收、财务法规矛盾，影响财政收入；三是深圳有许多中央企业、其他省办企业，这些企业执行不执行特区的新会计制度，并且如何协调。这些都是深圳会计改革面临的实际问题。”
　　管元平快人快语，直截了当地把深圳会计工作遇到的麻烦说出来了，不时地给我翻阅这方面的文件，并且还如数家珍地举了很多实际的例子。
　　送走管元平之后，在闷热的房间，翻开这几天在广东调查的记录和刚才管元平的谈话记录，我和贾谌同志一边为这几天的收获感到欣慰，一边也平添了几分忧虑：
　　“深圳在会计改革方面已走到了全国的前列，解决了一些问题，为今后全国的会计改革提供了经验，但是也提出一些问题。如果全国的会计改革不跟上，深圳改了之后出现的矛盾一时难以得到解决；再者，全国的会计改革像这样拖下去，问题会更多，麻烦会更大。”
7．焦处长之急
　　20世纪80年代，中国南海之滨的深圳在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创造了世人有口皆碑的“深圳速度”。这一速度曾让内地许多大中城市为之叹服，这其中甚至也包括中国经济的“龙头老大”———上海。
　　上海经济的加速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雄心勃勃地宣称他们创造了一个属于上海、也是属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上海速度”。
　　上海与深圳的很多情况不一样，就企业一项来说，都相差很大。深圳是一个小渔村发展起来的，几乎没有工业基础，所以过去历史遗留下来的国营企业几乎是一片空白，后来它作为特区，经济成分中的国营企业分量也少得可怜；而上海却不一样，它是新中国工业的大本营，到20世纪80～90年代，国营企业几乎占了90%以上，而且相当多的是国营大中型企业。
　　因此，上海经济发展的着眼点是如何转换国营经营机制，而如何转换国营经营机制，他们又是从上海的八家国营企业开始的。
　　这八家国营企业是：上海轮胎橡胶厂、上海分析仪器厂、上海柴油机厂、上海工业缝纫机厂、上海机床厂、上钢三厂、上钢五厂、上海市纺织公司。
　　这八家企业是上海较大的国营企业，而且历史长、包袱重、问题多。上海市委、市政府在1990年7～8月份要求他们加快改革步伐。这八家倒不反对加快改革步伐，但反过来也“将”了市政府一军：“现在这种改革没法干，请市委、市政府给一个好的政策。”
　　黄浦江边的外滩，坐落着一幢陈旧的欧式建筑，上海市经贸委就在这幢大楼里办公。按照当时的隶属关系，市经贸委是代表市政府直接管理这几家国营企业的“婆婆”。
　　“过去我们把你们管得太死，什么都要上报、都要审批，比如买一台设备、建一处厂房，这些都要履行严格审批的手续；同时，买设备的钱不能建厂房。这样，搞得企业没有自主经营权。”上海市经贸委的领导把八家国营企业的“头头”聚在一起“谈心”。
　　“再这样干不行，再这样干企业就会垮掉。市委、市政府目前已经明确表态，要我们给企业放权，让企业自主经营，让企业以新的机制运营。今天，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就是想听听企业的意见，大家有什么要求，下一步该怎么搞？”这位领导开宗明义地讲完了这次“谈心”的主题。
　　话音刚落，八家国营企业的与会人员先是交头接耳了一番，然后又安静下来。
一个企业的“头头”站起来开了“头一炮”：
　　“对于市委、市政府和市经贸委的这个明智决定，我们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也表示衷心的感谢。让企业自主经营，这无疑会激发企业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同样也会创造出极大的经济效益。同时，我们也认为，光是还企业自主经营权还不够，对于我们老企业、大企业、包袱沉重的企业，也应该出台一项优惠政策。”
　　“给什么样的优惠政策？”上海市经贸委的领导问了一句。这一句话像在本已不平静的水面上又投下一块石头，激起了大家更热烈的讨论。
　　大家七嘴八舌地谈了很多想法，其中有一种提法引起了市经贸委领导的注意：
　　“现在国企被管得很死，一方面是这种行政体制管的，另一方面，一些制度也束缚国营企业的改革。我们建议，能不能让这八家企业不执行原来的企业制度，而且比照执行中外合资企业的制度，具体来说，让我们执行中外合资企业会计制度。”
　　中外合资企业会计制度是财政部会计司四处根据当时经济形势的发展，针对中外合资企业的情况而及时制定和发布的，这项制度实际上是会计制度改革的提前，管理理念和方式是为了满足外商的需要，已基本上与国际接轨。
　　“这个想法很好，我们向市委、市政府汇报一下，再给大家一个答复。”市经贸委的领导当即拍板。
　　后来，这个建议得到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支持，并且为了解决这八家企业的后顾之忧，同时也为了表示市委、市政府支持国企改革的决心，让市经贸委代表市政府与八家企业用合同的形式来明确了这种改革的方式。
　　那时候，八家国营企业担心这样的好政策会变，即使是下了红头文件，但再下一个红头文件又给变了，所以，他们认为，签合同是一种更保险的手段。
　　就这样，八家国营企业高高兴兴地与市经贸委签了合同，明明白白地把比照执行中外合资企业的政策写在了合同之中，其中包括执行合资企业会计制度。
　　1991年11月5日，我和二处处长冯淑萍、应唯3人到上海进行调研，当得知这八家国营企业的做法时，十分兴奋，便与上海市经贸委取得了联系，表示下午要去了解一下情况。
　　下午3点，我和冯淑萍、应唯准时地走进了那幢欧式建筑，这幢建筑由于历史久远，已经显得很破旧了，不过，那时的建筑，房屋的框架还是很高。
　　“你们先在这里坐坐吧！这些事归企管处管，我们不太清楚。企管处的焦处长开会去了，估计要有一会儿就回来。”当知道我们的来意后，市经贸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端上几杯热气腾腾的茶水。
　　从他热情中透出来的严谨，我似乎看出八家国企的事非同一般，更何况我们三位是从财政部来的，来头不小，他那表情似乎像是我们来拿八家国企会计改革之事兴师问罪似的。
　　我和冯淑萍、应唯在那间拥挤不堪的办公室百无聊赖地等了一个多小时，办公室那位同志才过来通知我们：“焦处长开会回来了，在办公室等着呢。”
　　焦处长一开始对我们也有几分戒心，这从他的话语中就听得出来：
　　“这个事我们早打算向财政部汇报一下，但是市委、市政府的要求紧，企业也催得急，就让他们先比照中外合资企业的会计制度执行了；还没来得及向你们汇报，你们就来了。”
　　我连忙把来意向他作了解释，并且还肯定他们的这些做法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这一下，焦处长才放了心，一五一十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当时，市政府同意与这八家企业签协议，执行中外合资企业的政策，是很认真、很严肃的一个事儿，签协议要企业执行这个政策，即使错了，也是市政府和经贸委的事，不能找人家企业的麻烦。”焦处长一副为企业撑腰的样子。
　　“我们与八家国营企业签协议，就是规定他们的责、权、利，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执行的财务会计制度。规定了他们的用人权、资本使用权和外贸权，让他们执行中外合资企业会计制度也是顺理成章和配套的。通过签合同，企业经营机制改变，这一段时间，企业的效益也有了明显的改善。”
　　焦处长咂了一口茶，同时也把话锋一转：“但是，让八家国营企业执行中外合资企业的会计制度，也带来了一些麻烦，麻烦是什么呢？就是企业编制的会计报表让投资者和外商满意，但是对你们上面汇总没办法了。这八家都是骨干企业、重点企业，给国家的会计报表不能少了这一块，最后只能临时按上面的要求，拼凑一个会计报表送上去，这其中的数据很难说有什么准确性了。”
　　“那你们对这样的问题有什么想法和建议呢？”我不失时机地问了一句。
　　“张司长啊！说实在的，我们冒着那么大的风险，让这八家国营企业执行中外合资企业的会计制度，是想给企业一定的自主经营权。但是，他们的会计报表拿到我们这里，又没法汇总上报。我想，你们上头还是最好把会计制度赶快都改过来，这样才统一，我们下面也好操作。”
　　焦处长非常诚恳地说，眼睛里流露出一种焦急的期盼。
8．吴邦国：看来与国际接轨不容易，
有认识问题，也有具体问题
　　1991年11月5日，上海之行。
　　上海市八家国营企业签下“军令状”，比照执行中外合资企业会计制度，这是我和冯淑萍来上海调研的一个意外收获。按照计划，我们还要对上海市的会计工作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
　　像往常一样，我们先到对口接待单位———上海市财税局。
　　当时，上海市财政部门的名称与全国其他地方不一样，叫财税局。这时候，财政、税务并没有单独分口管理，合二为一，上海市用财税局的名字更能体现出这种体制。另外，上海财税局下面已成立了国资局。这在全国来说，它是最早设立国资局的城市。
　　与我们座谈的那天，国资局也来了人，除此以外，上海市财税局的企业一处、企业二处、税征二处、农财处也来了各自的负责人，参加我们当天的座谈会。
　　这次座谈会的地点就设在上海财税局的大会议室。
　　由于事先已经与上海市财税局的领导介绍了我们此行的目的，所以，会议一开始，市财税局的领导就给我们全面介绍了上海企业改革的形势，介绍了会计工作改革在上海的紧迫性，同时，他也专门提到了市委、市政府领导对会计工作改革的重视。
　　吴邦国同志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同志当时任市人民政府市长，两位领导同志在抓上海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十分关心上海会计工作改革的进展。
　　1992年初，上海市财税局将市经贸委的《上海分析仪器厂认真落实改革试点政策》整理成简报，把该厂改革试点的情况，其中也包括企业会计制度试点改革，及时地上报市委、市政府，立即引起吴邦国同志和黄菊同志的高度重视。
　　吴邦国同志1992年1月26日在简报上作了如下批示：“请黄菊同志阅，看来与国际接轨不容易，有认识问题，也有具体问题。”
　　时隔两天，黄菊同志1月28日批示：“同意吴邦国同志的意见。请财税局继续试点，还是要积极探索与国际会计取近之路。”
　　正是因为有了党政一把手的重视，上海市的会计改革才会根据经济改革的步伐做一些有益的尝试。在与上海市财税局同志座谈时，我和冯淑萍、应唯都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上海当时的情况是联营企业等新型的企业形式很多。就拿联营企业的地域来说吧！有市区与市区、市区与郊县、本市与外市、本市与特区。上海对这些联营企业，给予优惠政策进行支持，用他们的话说是“靠一边儿”，国家对哪里有优惠，你就执行哪里的，比如说，当时国家对集体企业、乡镇企业有优惠，那么，国营企业可以放弃国家对国营企业的那一套制度，去执行国家对乡镇企业、集体企业的那一套政策。
　　同时，市财税局对联营企业等单位执行什么样的财务会计制度，也突破所有制不变等三不变的政策，而是以可行性为主，可行性就是以谁占的资产大为主。实际上，这是对整个传统财务制度的一个挑战。
　　在实地调研了上海机电工业公司、上海电器集团公司、印刷包装机械公司、轴承集团公司等企事业单位之后，1991年11月13日，我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南京，做了类似的调查研究。
　　回到北京之后，我和冯淑萍、应唯一边处理日常事务，一边将上海、南京的调查情况回忆整理，集中讨论后，由应唯执笔写成文字报告。一月之内，曾几易其稿。
1991年12月13日，会计司先将这份调查报告送张佑才副部长阅，张佑才同志当时已调任财政部副部长，分管财务会计工作。在签报上我写下这么一段话：
　　张副部长：
　　为了研究和解决近几年迅速发展的联营企业、企业集团和股份制企业经营中遇到的有关会计核算方面的一些问题，我和冯淑萍、应唯同志于11月份在上海、南京进行了为期2周的调查研究，先将主要情况报告如下，请阅示。
张汉兴
张佑才副部长阅完此份报告后，作如下批示：
　　（一）建立健全联营企业、企业集团、股份制企业的税收、财务、会计制度是十分必要和十分迫切的（联营企业原有规定也应完善）。基本同意签报中提出的三点建议。
（二）可以突破“三不变”的界限，发展联营企业、企业集团和股份制企业。但在概念上必须清楚，原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性质、职工的性质……是不改变的。集体还是集体。按所有制上报的会计报表，应包括联营企业、企业集团、股份制企业和集体企业的会计报表，但目前少了一块。
1992年1月7日，会计司将这份调查报告修改后作为当年的第一期《情况反映》送部领导批阅。
　　这期《情况反映》的内容是《关于企业联合经营财务会计核算问题的调查》。
　　关于企业联合经营财务会计核算问题的调查
　　1980年以来，企业间横向联合经济蓬勃发展，相继出现了一批联营企业、企业集团和股份制企业等。为了具体了解目前企业联合经营的发展情况、联营方式以及财务制度方面急需改革的问题，我司于11月4日至17日，在上海、南京进行了一些调查，现将主要情况反映如下：
　　一、企业联合经营的组织形式及主要内容
　　企业联合经营主要分为企业联营、企业集团、股份制企业等三种主要形式。
　　1.企业联营。国家支持和鼓励企业间横向经济联合以来，上海、南京各企业间联合经营发展迅速，而且形式多样。从联营的性质划分，主要有国营企业与国营企业的联营；集体企业与集体企业的联营；国营企业与集体企业联营。从联营地域划分，主要有城市市区企业与郊区集体或乡镇企业联营、本地企业与外地企业联营、本地企业与经济特区企业联营等形式。据了解，上海地区参加联营的国营企业占全部国营企业的50％以上，并取得了很大的效益。如上海缝纫机一厂通过转让技术和投资建立联销点两种方式与浙江等地联营生产飞人牌缝纫机，从联营企业取得的技术转让净收入及分得的利润占其实现利润的1／3。
　　1990年上海市城乡联营企业实际销售收入95.3亿元，实现利润5．25亿元，分出利润3．6亿元。
　　2.企业（集团）公司。由于参加联营各方的所有制、行政隶属关系和财税上交渠道“三不变”的限制，上海的集团公司基本上都是在行政性公司解体后以主管局为主的在市区范围内组建的企业性公司，有190家，分为二类：一类是主管局批准，以吸收原行政公司下属的一些企业为基础，重新组建的联合公司，有50家；另一类，企业之间开展横向经济联合，资源组成企业性公司有140家。1990年底，上海市经委系统已有近500家企业，先后批准组建成36个企业集团，其中，“一头”结算的集团公司12个，实体性公司24个，实行4个“一头”管理办法（一头结算、一头承包、一头工效挂钩、一头统借统还贷款）。这些参加企业集团的成员企业，约占地方预算内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总户数的1／3。
　　从上海的情况看，企业集团内部的组织结构有四种类型：一是集团内部具有母公司性质的核心层；二是具有控股关系的紧密层；三是具有参股关系的半紧密层；四是具有相对稳定的经济协作或契约关系的松散层。在第一种类型中，又分三种情况：（1）企业集团内存在二级法人和委托法人；（2）核心层的二级法人资格虽然保留，但已名存实亡；（3）逐步取消法人的资格。
　　从江苏的情况来看，计、经委正式批准的大型企业集团有20多家，而且大部分已是市计划单列企业，即与主管局平级。这些集团公司的组建，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合并式，即由政府和主管部门出面，将几个企业合并成一个大企业。如常州星球集团；第二种是组建管理公司性质的集团公司，即在几个成员企业的基础上，组建成一个具有企业性质的管理性公司，并保持成员企业的法人地位，各成员企业的厂长，同时又是集团公司的董事。
　　3.股份公司。上海市股份试点从1984年开始，目前，经市政府正式批准的比较规范的股份制企业有11家，其中有两家由国营工业企业改组而成，股金总额约8．56亿元，其中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有限公司有1家，股金总额为2．48亿元，公开上市股票8000多万元，拥有个人股东5万多名。第一，股权设置。上海市股份制企业在股权的设置上采取了国家股、法人股和个人股的股权结构模式，国家股和法人股一般是普通股，个人股一般为优先股。原集体企业性质的股份公司，只设法人股和个人股2种。第二，利润分配方式。这些股份制企业的利润分配采取不同的方法：（1）比照国营大中型企业按55％的比例税率交纳所得税，不叫调节税，并实行税前还贷。（2）实行税利分流的形式。（3）按八级超额累进税率交纳所得税。（4）按股份制公司成立前各企业的平均税率交纳所得税，如上海豫园（老城隍庙）股份有限公司，在成立前各企业的性质不同，有全民所有制企业、有集体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又有大、中、小型企业，组建股份有限公司后，按平均税率50．25％交纳所得税。第三，股利的列支方法。股息有两种列支方法，一种是列营业外支出；另一种是从税后提留的分红基金中支付。按上海市的规定，股息和红利的利率之和不能超过15％。对国家股的股利分配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不计国家股利，因为企业认为国家股的真正代表者尚不明确，无法计付股利；另一种做法是，国家股也分红，但实行挂账的方法。第四，股票发行。从股票上市企业个股发行情况看，一般都按面值发行，但也有部分企业溢价发行，如深厚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发行股票时按面值发行；第二次按1∶1．13的比例发行；第三次按1∶1．02的比例发行。目前所有可上市的股份制企业均向国内发行股票，其中，电真空公司已向海外发行人民币总面值为1亿元的Ｂ种股票，江苏省所有股份制企业，股票均未上市。第五，股份公司章程内容。股份公司章程内容一般包括：（1）总则；（2）宗旨和职责；（3）股份；（4）利润分配；（5）股息与红利；（6）领导体制；（7）公司内部职权的划分；（8）假如与退出；（9）附则。通过调查，我们认为，实行联营、集团、股份制经营能够聚集资金，节约资金，为扩大再生产提供了资金来源；同时，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避免重复建设。
　　二、企业联营经营中税收和财务会计制度方面的问题
　　企业在联营经营过程中，对现行的财务会计税收制度提出许多新的问题，如不尽快加以解决，势必影响联合经营的发展。主要包括：（一）现行的税收、财务、会计制度滞后，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不适应改革的需要。1．所得税率不规范，不统一。目前我国所得税税率是按照不同的所有制和不同的优惠政策责任制企业制定的，在具体执行中又有不同的优惠政策。但是目前的联营、集团、股份制企业内部既有国营企业、也有集体企业；有大中型企业，也有小型企业，对这种混合的经济模式，应按照什么税率征收所得税，国家没有统一的规定。有的采取靠的办法，即以国营大中型企业为主的，按八级超额累进税率交纳所得税；有的采用按集团公司内各企业原税率的平均税率计算交纳所得税。不少联营企业、集体企业是哪一种税负担轻，就靠哪一头。2．现行的按行业和部门及所有制性质设计的财务会计制度不适应混合经济模式会计核算的需要。由于集团公司、股份制企业往往是集供、产、销、外贸等为一体的混合经济；公司内部的企业不仅有国营企业、有集体企业，甚至还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而目前的财务会计制度是按照行业和部门及所有制性质制定的，集团公司究竟应执行哪一种制度，国家无明确规定。企业也不好执行，导致有的企业执行国营企业制度、有的执行集体企业制度、有的执行乡镇企业的制度，很不统一规范。此外，汇总会计报表也不适应，目前，报表的汇总是按部门、行业和所有制性质分别设计、汇总上报的，并且按照国家规定，对联营企业实行“三不变”的原则。因此（集团）公司内部的各成员企业，仍然要按照原财务隶属关系分别向原主管部门上报会计报表，使得有些公司只能采用并或拆的方法上报会计报表。这种做法，不但报表汇总困难，而且数字质量也受到一定影响。3．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企业各项费用的列支范围及职工劳保福利待遇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组建（集团）公司的积极性；同时，也影响了会计数据的可比性。4。目前我国没有股份制企业会计制度，会计核算的准则、方法以及股票上市后报表公开等问题尚无明确规定。上海市规定股份制企业股票上市后，为了使投资者了解企业的经营情况，确定投资方向，企业报表具有一定的保密性，因此，股票上市企业报表如何公开有待作出明确规定。（二）现行财务会计制度的有些规定执行起来困难，可操作性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按照财务制度规定，联营企业凡有全民所有制企业投资的，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财务制度办理；凡没有全民所有制企业投资的，按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财务制度办理。但这些规定在实际工作中往往行不通。上海的情况是，凡是国集（或乡镇企业）联营的企业，均执行集体（或乡镇企业）企业财务制度。2．现行的资金核算模式不能维护投资者的利润。按照现行的财务制度规定，企业的各项资金要按照资金的性质分别核算，专款专用。企业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要冲减国家资金，建立更新改造基金，固定资产盘亏毁损等也要冲减国家资金，因此，在会计处理上，为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企业接受其他单位投入的固定资产提取折旧时，只能冲减本单位的固定基金，使有的企业的固定基金出现红字。股份制企业提折旧时如果也冲减资本，则无法维护投资者的利益。3．现行的会计核算和报表格式满足不了投资者的需要。现行会计核算制度是根据各项财政法规的规定，主要是为了满足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需要制定的，但企业实行联营、集团、股份以后，对会计核算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会计核算不仅仅满足国家宏观管理的需要，还应满足企业经营者和不同的投资对象的需要。4．企业联营仍然实行“三不变”的原则，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由于受“三不变”原则的制约，企业之间横向经济联合只能局限于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不能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进行联营，这样做，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联营的发展。
三、我们的几点建议
　　最近，国务院正式批准选择一批大型企业集团进行试点，张佑才副部长最近在我司有关企业联合经营调查报告中批示：“建立健全联营、企业集团、股份制企业的税收、财务、会计制度是十分必要和十分迫切的（联营企业原有规定也应完善）。”
　　从这次调查了解的情况来看，企业也迫切希望国家能相应制定一套有关税收、财务、会计制度，使企业在实际工作中有章可循，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几点建议：1．对联营、集团、股份制这种混合经济模式的企业单独建立一套有关税收、财务、会计制度。不能再采取“靠”国营或“集体”的办法，会计报表也应单独设立、汇编上报，不能再按所有制，按照不同的行业部门分别上报。2．解决股票上市企业及有国外投资（或国外借款）企业的报表公开及向国外投资者（或债权人）报送会计报表问题，从加强资本保全，维护债权人的利益以及便于对外交流等角度出发，建立适应与改革开放要求的会计核算模式和会计报表格式。力求会计核算的科学、合理、规范。3．按照会计改革纲要的设想，打破现行的按所有制和部门制定会计制度的管理模式，按照行业设计制定会计制度，可考虑先在上海、江苏两省市进行试点。

　　1992年1月10日，财政部部长王丙乾看完这期《情况反映》后，作了重要批示：
　　“调查报告中反映的问题，确需及早明确解决办法，使财务会计改革从滞后转向先导，请佑才同志主持，找工交、商贸、会计司、国税局等有关司（局）具体研究几次，搞出一个方案，征求地方部门的意见，形成一个可操作的暂行规定。”

9．“假山”会议

　　1992年1月18日，我接到国家统计局的通知：下午3点，出席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领导小组的会议，地点是国务院“假山会议室”。
　　这一天，天气十分寒冷。1月份，本来就是北京最冷的时候，加上四五级凛冽的西北风，气温早已下降到零下10度左右。
　　我从办公楼里出来，如此低的气温让我不禁打了几个寒战。下午2点多钟，我拿着装有会议所需材料的公文包，去国务院“假山会议室”开会。
　　“假山会议室”位于中南海院内，它是一座不大的四合院，因为院内有一座假山，所以俗称为“假山会议室”。
　　在“假山会议室”边上，紧挨着的就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刘仲藜同志的办公室。
　　刘仲藜在担任这个职务前，是财政部的副部长，曾经分管会计司的工作。一年之后，也就是1993年，他又调回财政部，接替王丙乾同志担任部长，一直到1998年卸任，这当然都已经是后话了。
　　作为国务院的副秘书长，刘仲藜同志当时分管计划和统计工作，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他代表国务院听取建立有关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汇报。
　　“假山会议室”是一间不到30平方米的小房间，沿着墙根中规中矩摆了一圈沙发，沙发前又是一圈茶几。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马宾、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国家统计局局长张赛以及国家统计局的林启明司长和我。
　　首先，国家统计局局长张赛代表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领导小组按照事先准备好的材料，详细地汇报了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方案。
　　“刚才张赛同志汇报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我们事先都在一起讨论过，我认为，这正是一个成熟的方案。”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首先肯定了这个方案，随后又指出了它的缺憾：
　　“这个方案好是好，但是现在，实现起来也面临着一些具体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目前会计报表的汇总以及其他具体的会计操作。比如说，由于我国现行的会计制度与国际不接轨，仍是计划经济下的那一套会计制度，有些省市特别是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一些企业已经自己向国际上学习，搞了一套会计报表，用新的方法来做账，这样，向上面汇总的数字大多是临时拼凑，多少带有应付性，导致汇总数字不真实、不科学。”
　　马宾接过董辅礽的话继续说起会计方面的问题：“我十分同意辅礽的看法。现在，会计方面的事是我们实现这个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的一个症结。不光是上报的数据不真实、不科学，而且还有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一定程度已经采用新的统计方法和统计内容，这些新的统计方法和统计内容又牵涉到会计。但是，目前的会计还基本沿袭过去的那一套，会计改革目前只是有一些动静，‘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楼。'大盘子还没有动起来。”
　　刘仲藜同志认真地听着两位老同志的发言，不时地还在笔记本上作些记录，他的表情显得很凝重。
　　对目前全国会计工作的现状，会计制度的弊端，刘仲藜同志是十分清楚的。
　　刘仲藜同志在担任财政部副部长期间，分管财务和会计工作。财务与会计在财政部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两块内容，同时也是经济体制改革运行中间，暴露问题最多的，而且，这中间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实行企业承包，也都涉及的一些财政问题，也归他分管。
　　我来财政部之后，因为领导关系，接触最多的部领导就是刘仲藜同志，感到他对财务会计工作改革既重视又关心。他曾经多次强调，在经济体制中间，财务会计改革不能落后，也不能成为绊脚石。会计司议定会计改革纲要草案、启动会计准则的制定，都是他在担任财政部副部长期间积极推动的。
　　与此同时，刘仲藜同志也深知会计制度改革的症结所在、难度所在。
　　“既然大家都关心财政部的会计制度改革，同时这也事关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运行。张司长，你是不是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国家统计局局长张赛同志提议。
　　刘仲藜同志看了看我，点点头。
　　“我通过这一段时间参与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的制定，感到这个体系比较成熟，同时，也感到统计和会计的配合很重要。”我开门见山并直言不讳地说。
　　“建立我国适合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十分必要，会计、统计协调问题是新体系运行的一个关键。新体系的资料、数字的来源涉及会计，会计失真，这势必会影响新体系的顺利运行……”
　　参加这次会议，我是财政部的代表，在承认事实的基础上，又不能把矛盾全部集中在财政部身上。于是，我接着介绍了目前会计制度改革的进展：
　　“财政部正在加快会计制度改革，按《会计法》统一管理会计工作，制定和国际接轨的会计准则，建立新的会计信息中心，从会计方法上，尽量满足核算体系的要求。”
　　“目前，我们会计司也正在做会计改革的工作，希望达到与国际接轨的目的，同时也能够让它提供的会计信息一定满足这个体系的要求……”
关于会计制度改革的具体情况，我也简明扼要地作了介绍。
　　在听完我发言后，刘仲藜同志见他们没有新的意见和建议，便作了总结性发言：
　　“刚才马宾、董辅礽以及张汉兴同志谈的情况，我也了解，也十分关心，同时，大家紧迫的心情我也十分理解。财政部的会计制度改革虽然难度大，但已经动起来了，希望能够克服困难，加快步伐，以适应新体系的要求，也适应经济改革的要求。”
　　因为会计制度改革只是这次会议的“插曲”，而非主题，所以刘仲藜同志的讲话在此并没有过多地停留。
　　“今天讨论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方案，是经过大家长期工作得出来的，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这一方案比较成熟，国务院原则批准这个方案，先试行，在试行的基础上，做一些修改和完善……”
　　我一边听着刘仲藜同志的讲话，一边在心里暗自叫苦：“这个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先试行，又给会计制度改革下一道‘加急令'，会计如果不提速的话，真要拖后腿了，这个后腿还真不能拖啊！”
　　下午5点钟，会议结束。
　　刘仲藜同志把我们送到门外，并一一与我们握手道别。
　　天色渐晚，院落里的那座“假山”像它的主人一样热情，站在寒风中目送我们上车离去。
10．准则草案“第一号”
　　1990年11月，全国会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次会议是全国会计界的一次盛会，同时也是建国以来第三次全国性的会计工作会议。党中央、国务院对这次会议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李鹏、薄一波等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基本会计准则草案以提纲的形式下发，作为这次大会的一项重要内容，进一步征求与会专家、学者以及会计工作者的意见。从后来反馈的意见来看，大家认为基本会计准则符合我国的国情，也符合社会主义的特色，同时，也对提纲提出了进一步的修改意见。
　　“只要有修改的意见，哪怕只是一句话、一个字，我们都要认真对待！”看见收集来的一大堆意见和建议，我特地向会计准则组叮嘱了一句。
　　在会务组的一间小房里，会计准则组的同志们如获至宝，正忙着整理那些意见和建议。
　　其实，在制订会计准则草案的过程中，会计司特别是会计准则组从不放过任何征求意见的机会。在1989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90年他们就拟定的基本会计准则草案又主动到地方上去广泛征求过好几次意见。
　　———1990年5月，会计司在海口市召开6省市会计专家学者研讨会，专题讨论会计准则草案；
　　———1990年7～8月，会计准则组东上天津，南下上海、厦门，到天津财经学院、上海财经大学以及厦门大学登门拜访会计专家、学者，听取他们对会计准则草案的意见和建议。
　　———1990年9月，我带领中国第一个会计准则考察团到英国，考察英国的会计准则。
　　真可谓：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兼收并蓄、数易其稿。
　　同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准则草案》终于形成铅字，并呈现在这次全国性的会计工作会议上。
　　也许，这是一种巧合，中国会计史上的会计准则草案与中国第三次全国会计工作会议不期而遇。两者相得益彰：要么说会计准则草案为第三次全国会计工作会议的召开而献礼，要么说，第三次全国会计工作会议为会计准则草案的诞生而欢聚。
　　1991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第37号文件转发了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实施会计法，加强会计工作的请示》，其中提出：要制定，并且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的会计准则。
　　1991年7月29日，财政部发布了《我国会计改革纲要（试行稿）》，这其中也提出要制定统一的会计准则。它是以正式文件向全国印发，这无疑是告知全国，基本会计准则草案已经基本定型。
　　中国的第一个基本会计准则草案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前台。
　　财政部会计司为此仍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就在基本会计准则草案以什么样的形式即将向外公布时，会计司里面又发生了一场争论。
　　张德明等同志认为会计准则草案后应加“第一号”，理由是英国的会计准则有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
　　我和会计准则组的同志认为会计准则草案后不应该加“第一号”。理由是此会计准则是基本会计准则，基本会计准则只有一个，不可能有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它不同于英国的情况，英国的会计准则“第一号”不属于基本准则，而是“具体会计准则”的第一号。
当时，张德明同志虽然仍主管注册会计师协会，但他已是会计司的司长，而制定会计准则、会计制度改革部领导明确仍是我主管。
　　“会计准则草案必须加‘第一号'！”张德明同志始终坚持他的意见。
　　而我，最终选择了放弃。尽管到现在，也没有会计准则“第二号”、“第三号”。
　　会计准则草案加不加“第一号”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但是从其历史意义而言，却毋庸置疑地属于“第一号”。
　　1992年11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准则草案》第一号公布，公开向全国征求实施意见。
　　那一天，我的心中充满了自豪和激动。
　　捧起这份会计准则草案，一股油墨的芬芳扑鼻而来。我想到了会计准则组的同志们以及他们为之而走过的风雨坎坷，我想到了为会计准则诞生而鼓与呼的专家教授们以及他们为之奋斗过的日日夜夜。
　　在公布的会计准则草案中和以后正式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中，找不到他们的名字，但是新中国的会计史上却不应忘记他们：
　　杨纪琬、娄尔行、葛家澍、阎达五、蒋岗、莫启欧、裔保生、陈毓圭、李尊农……

作者：61.152.207.* 2007/9/6 12:48:15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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