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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亲历的会计风暴》引子——张汉兴
晋京，步入中国会计决策的高层
1988年12月26日上午9点，西宁火车站人头攒动。
西宁开往北京的186 次列车像一头巨兽静静地趴在铁轨上，等待着肩扛手提、行色匆匆的旅客；它脚下的铁轨静静地向前延伸，直到消失在远方。
我曾经向着不同的目的地一次一次地从这里出发，又一次一次地回到这里；然而这一次出发却是一次告别，列车将带我告别这湛蓝得伸手可及的天空，告别这块我曾经为之奋斗了20年的地方，告别这眼前与我朝夕相处的同事和朋友。
“老张，到北京别忘了多联系！”
“老张，有时间还是多回西宁看看！”
……
我握着伸过来的一双双热情的手，眼前闪过一张张熟悉和亲切的脸庞。
高原的隆冬，气温早已降到了零下20多度，但是为了这次送别，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赶来了。
冻得通红的鼻孔里呼出一缕缕的白色雾气，像一股股暖流紧紧地把我包围；当我登上了扶梯站在车门里再回头望去，禁不住两行热泪……
那一年，我44岁，已过不惑之年。
早在3年前，也就是1985 年，国家财政部就向青海省财政厅提出要调我进京，省财政厅认为我是一名专业型的干部，并且具有培养前途，便婉言拒绝了。
那时我还是省财政厅的办公室主任，深得财政厅领导的器重，之后不久他们便向省委推荐，省委安排我进入中央党校学习，4个月学习结业我回到青海，被青海省委组织部任命为青海省财政厅副厅长；那一年我41岁，不熟悉我的人，认为我官运亨通，熟悉我的人说：“这是老张十几年来从基层一步步地干上来的。”
1988年，财政部再一次面临着老干部退休、中层干部短缺、整个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矛盾，王丙乾部长经过党组研究后作出决定，向下级财政部门调入专业性强、有丰富经验的干部充实财政部。于是，我再一次进入财政部的视野。
1988年7月，一份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大印的商调函被送到了青海省委书记尹克升同志的案头。
尹克升找来组织部门一碰头，说：“本来像张汉兴这样的同志，我们应该把他留在青海干一番事业，但是考虑到能为中央国家机关输送优秀干部，也是我们青海的光荣；何况，汉兴到了财政部，也会为我们青海省做贡献的。这是一件好事，我们应该支持。”
有了省委书记“放人”的表态，财政部的调令同年10月就来了。这是一次平级调动，我从青海省财政厅副厅长调任财政部会计司副司长。
列车从青藏高原出发，一路沿着陇海线向东到了郑州，再沿着京广线向北，整整两天两夜48小时，1988年12月28日早晨8点多，我来到了北京———我生命里的又一个驿站。
从北京站出来，坐上财政部会计司来接我的汽车，我很快就汇入到了京城早晨上班高峰期的车流之中。
那时候，北京的私家车还很少，满街跑的都是天津产的大发牌黄色“面的”，公共汽车上挤满了上班族，成千上万辆自行车在冬日的晨曦里构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这是一座古老而又充满了活力的城市。
在青海工作了20年，对于这座城市，我已是如此地陌生；但是作为这座城市曾经的过客，我极力地想从这个城市的某一角落找回20年前的那一份熟悉，也许这个城市改变的只是她的容颜，而她在我心中的那一份情怀却是始终被我珍藏在心底。
1964年9月，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清晨，我第一次来到了北京。
当时，我背着沉重的行囊，怀里揣着一份中央财经大学当时叫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从千里之外的唐河投入到了这座城市的怀抱。
唐河，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版图上一个鲜为人知的县城，它隶属于河南省南阳地区，跟当时许多县一样，它只是一个农业县，但是人口却有80万之众。
从唐河县城东行60多里，在它与社旗、泌阳三县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叫下岗乡李庄的小村子，那就是我的故乡。
虽然叫李庄，但是庄上张姓不少。我在兄弟四个里面排行老三，兄弟四人中，也只有我在村里读完初小，再到乡里读完高小和初中，最后去县城上高中。
从唐河县城到李庄，每个星期我都走上60多里乡间小道，回家担上一些米和面，交给学校的食堂，作为一周的伙食。
就这样，3年过去了。高考来临，老师首先发给我们一张表，让我们先填志愿。
村里长大的孩子没见过世面，外面的信息也知道得少。面对高考志愿表，我一时不知所措，但是我当时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到北京去念书。
于是，我按图索骥，首先就填上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中央”嘛，肯定是在北京，不然就不应该叫“中央”，至于对这个学院更多的了解就谈不上了。县里有财政局，所以对财政只有一点朦胧和抽象的认识。金融是何物，请教老师，老师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所选专业一栏中，我琢磨了再三，还是填上了“会计”，因为那时我也只有从“村会计”那里去大概估计一下会计专业是干什么的。
高考结束后，我回到了李庄，正赶上夏种和秋收，白天帮着家里干地里的农活，晚上和村里的伙伴在高粱地里铺上草席看庄稼。这个季节，高粱快熟了，邻村的人总会趁着夜色来偷偷地替我们收走一些。
庄稼人的生活除了辛苦之外，还有许多快乐，我熟悉那种辛苦，也喜欢那种快乐。到北京上大学并不是我当时惟一的选择，其实我也乐意像我的父兄那样做一个与土地打一辈子交道的农民。
这样的念头一直延续到有一天，乡里的干部托人给我捎信说，学校来电话通知，我考上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了，我这才真正地兴奋起来；很快，这个消息也不胫而走，成了小村里的一大新闻：老张家的老三考上北京的大学了。
入夜，躺在高粱地里的草席上，听着青蛙此起彼伏的叫声，我看了一夜的星星……
进入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之后，我才知道中央财政金融学院隶属于财政部，也才弄明白“财政”、“金融”究竟为何物。
1968年我大学毕业，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当时最时髦的口号，在这种口号的感召下，我去了青海，并且带上自己大学时期的恋人，踏上西去的列车。
1989年元旦，法定休息两天。
因为临近春节，京城的人们忙着采购各种各样的食品；而我却是在等待火车托运的行李、安置新家的忙碌中度过的。
元月3日，正式上班。
我第一次以工作人员的身份走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的大门。当时，位于月坛南街的财政部办公大楼还是20世纪50年代修建的，古朴中透出几分神秘。由于办公用房紧张，这幢楼又经过了一些加盖，会计司就位于加盖的南配楼。
在南配楼的四层，会计司拥有十几间办公室，在这一层楼里，除了会计司，还挤着预算、综合等其他几个司。
先是把组织关系等报到手续交给财政部人事司，然后我去见会计司的司长魏克发。说心里话，我这次能调进财政部，魏司长和蒋岗没少费心。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
简单地攀谈了几句，魏克发便热情地带着我到会计司的十几间办公室一间一间地转，让我与大家认识，并且简单地熟悉一下司里的情况。
当时的会计司有50多个人，分7个处。
一处是综合处，负责起草会计司的一些文件和材料，处长王军、副处长高一斌；
二处分管工业、外贸、粮食、文教的会计制度，处长是冯淑萍，副处长刘玉廷、肖书胜；
三处分管基本建设、施工企业以及对外承包企业，处长是贾谌，副处长陈琦；
四处负责管理外商、中外企业以及外商独资，处长是鞠新华，副处长沈小南；
五处主管会计人员职称评定和考试；
六处是函授学校；
七处就是司办公室。
跟财政部的其他司局一样，会计司主要力量是一些恢复高考后毕业的大学生，富有朝气和活力。十几年后的今天，他们大都已走上了更高的领导岗位，当时的处长冯淑萍和王军已是财政部的部长助理，刘玉廷是会计司的司长，贾谌是企业司司长。
会计司除了这些年轻人之外，还有一些“国宝级”的老人，他们是杨纪琬、莫启欧和吕从文。
杨纪琬是当时财政部的两个顾问之一，时年76岁，我国著名的会计专家，他一方面在财政研究所带博士研究生，一方面在会计司进行业务把关。
莫启欧比杨纪琬还长几岁，十分精通会计制度的具体业务，诸如一些会计科目的设置，有问题找他绝对迎刃而解。莫老干了一辈子会计，解放后1952年参与到人民政府的财政工作中。莫老是福建人，口音很重，没有人翻译，我很难听懂他说的是什么。
在会计司工作几年，我和同事们常登门拜访莫老，发现莫老家里保留不少解放前的那些“古董”；家用电扇也是20世纪30～40年代的，一通电，这老“古董”居然还呼哧呼哧地转起来了。莫老是一个奇人，就连他和老伴的去世也叫人称奇，1994年老两口同一天去世，中间只隔了两个小时。
我刚到会计司的时候，莫启欧已不到部里上班了，有了什么问题，我和司里的同志们都会登门求教。杨纪琬老先生却是常来司里上班，并且在会计司也有他的办公室，还是因为办公室紧张的原因，我被安排与他在一个办公室办公。
一间2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共设置了三张办公桌。
杨纪琬老先生的桌子临窗，他对面的办公桌是会计司司长老魏的，我的那张办公桌是靠门边放着。老魏病休期间，这间不大的办公室基本上属于杨老我们两人的。虽然办公条件今非昔比，但是，与中国会计界的大师杨纪琬能同处一室，一直被我视为人生的一大幸事，更何况，从杨老先生的言传身教中，我也获益匪浅。
元月4日，魏克发司长主持召开全司处以上干部会议。
在会上，他宣布我担任会计司副司长，并且对今后的工作进行了分工：我分管二处、三处、四处和办公室，而他自己除了全面负责之外，还分管一处和培训处。
会计司共分7个处，我一下子管了4个处。这些处室的工作主要涉及会计制度，包括工业、商业、外贸、建工、涉外会计制度的设计、修订和解释。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几个处的工作，基本上代表了会计司管理会计制度的主要工作。
分工结束，我当即就非常诚恳地表了态：“虽然我是学会计出身的，也干了20多年财政会计方面的工作，但是长期呆在基层，对全国的情况还不是十分熟悉；同时，全国范围的工作也不同于一个省的工作，点多面广，政策性强。这样的分工让我确实感到肩上的担子不轻……”
没等我把话说完，魏克发司长就把话接过去了：“老张啊，担子确实不轻。部里这次从基层调你上来，就是让你来挑重担的。当然，你也有一个适应和熟悉的过程，我们有这么多老同志，也还有这么多年轻的同志，我们会共同来做好会计管理工作，同时我也还要帮助你，这些工作我相信你可以做好。”
我环顾了一下整个会场，在大家众多目光的注视下，郑重地点了点头。
倒也是，在会计司，魏克发是司长，副司长蒋岗刚办退休手续，副司长除了我之外，已经别无他人了，这些重担我不担，谁又来担呢？
散会后一回到办公室，就有人送来签报请我批阅。
我仔细地看完后，认真地写上我的意见，并郑重地签上我的名字：“张汉兴，1989年元月4日。”
桌上刚沏好的一杯清茶冒着缕缕热气，我端起来深深地品了一口，再抬眼从窗口望去。大门口的卫兵在寒风中伫立，身后的那几个白底黑字显得格外醒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作者：61.152.207.* 2007/9/6 13:24:27 　回复此发言

2 Re:《我亲历的会计风暴》引子——张汉兴
顶啊能不能看到全书啊

作者：115.103.104.* 2009/5/27 0:04:17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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